显微镜下谱人生——病理科 徐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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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热爱病理,视患者的病理资料为“珍宝”,从医四十年来收集患者资料五十多万例;他求真务实,为确保病理报告无误,常穿上手术衣到手术台上看病理组织与正常组织的关系;他九死一生,大病时他的“伴侣”—显微镜和他一同“住”进了病房,病情刚好转,却带着引流管外出会诊;他公私分明,外出开会时舍弃宾馆房间电话不用,到街上打公用电话……他就是全国著名病理学专家徐庆中教授。徐教授曾任宣武医院副院长、病理科主任,是我国神经病理学带头人、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分会神经病理学组负责人、宣武医院病理科开拓者。

1959年,徐庆中教授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宣武医院,当上了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为了神经外科学发展的需要,一年后派往友谊医院向苏联专家学习神经病理,随后又于1961年被派华西医科大学师从我国著名神经病理学家黄克维教授。1962年,徐教授学成归来后筹建了宣武医院病理科。四十多年的辛勤工作,徐教授不仅成为了全国知名的病理学教授,宣武医院病理科也是有口皆碑。

在医院,大家都知道徐庆中教授是很好找到的,不是在病理科就是图书馆。于是,徐庆中教授办公室的门总是被病人或是同事敲响。

“打扰了,请问哪位是徐教授?”徐教授办公室的大门又一次被敲响了。

“我就是,有什么事情么?”正在忙碌的徐教授抬起了头。

“我儿子刚做手术,想请您给看看切片,可以么?”操着一口山西口音的老李因为自己的冒昧而显得有些忐忑。

“没问题,坐下吧,我这就给你看。”徐教授听完小李的话后,二话不说的把他迎了进来。

老李因儿子的“怪”病跑遍了当地的医院,因总是不能确诊,原本殷实的家业弄得贫困不堪。最后,抱着一线希望的他慕名来京找到了宣武医院徐庆中教授。虽然古稀之年的徐教授仍旧坚持天天上班,但终因患者众多,使得一“号”难求。老李万不得已只好直接找到了徐教授,就在他刚说完来意还在思索万一徐教授拒绝他后该怎么办时,就见了徐教授一口答应了下来,真是喜出望外!

在给予患者最大帮助的同时,徐庆中教授不忘为年轻大夫创造学习的机会。与传统的讲课不同,徐教授对年轻医生的培养,是于无形之中完成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到宣武医院病理科会诊,成为年轻医生成长的重要途径。每有会诊,徐教授总是招呼来所有人过来一起看片子,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汤大夫,把大家都叫来吧,我们一起会诊。” 于是,在十人共览显微镜前,大家开始了一起阅片,年轻大夫畅所欲言,发表自己对于病例的看法。等大家都说完了,徐庆中教授作总结,把切片病理的特点一一指出,作出诊断。

“老李,我们讨论了一下,考虑是胶质瘤。”

“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如果手术切除,再加上合理的放疗,病人还是很有希望的。这个肿瘤对放疗还是很敏感的。”

“谢谢!太谢谢您了!”老李终日的奔波终于有了确切的答复。

“我给你写了一个会诊报告,回去以后一定要进行放疗,要是还有什么疑问就来医院找我。来,您拿好东西,出医院门右转就有公交车去火车站,您慢走!”

就这样,徐教授又送走了一位远道而来的患者。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徐主任都是按照同样的程序接诊病人。在他身上,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也没有妙手回春的壮举,但他把“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这样一件平凡的事情,重复了无数次,坚持了一辈子,甚至连外地患者该怎样乘车这样的小事都从不遗忘。科里的年轻医生,从与徐教授朝夕相处的耳濡目染中,深深感受到了这无声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仅是病理知识,更重要的是徐教授对待患者的诚恳与那份责任心。

神经外科的脑肿瘤患者需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正确诊断,只要大夫们告诉了徐教授,他就一定会赶到手术台,无论白天黑夜,四十年来都是随叫随到。多年夜以继日的辛苦工作,导致徐教授得上了严重的胃溃疡,但他从不放在心上。1994年夏天,徐教授上班时感觉肚子疼,以为是胃溃疡发作了,吃了点药又继续工作,可是没想到疼痛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最后,在大家的搀扶下到自己的老同事孙家邦教授那里看病。竟是重症胆石性胰腺炎!孙家邦教授赶紧把他留了下来,决定马上进行手术。就这样,徐教授还在担心着自己的病人,打电话请科里的同事帮忙诊断,才安心手术。徐教授在住院时也不闲着,将显微镜搬到了床头边坚持工作,为年轻大夫的诊断“把关”。

将患者的病理图片用手画下来是徐教授的最大爱好,他亲手绘制和收集的患者病理资料达五十多万例;他还有个爱好就是博览群书,而且从不忘做笔记和卡片。多年来,他的读书笔记多达90大本。徐教授把这些资料和读书卡片视为“宝贝”,可若有年轻医生写论文时需要,他都会将“宝贝”贡献。有徐教授的诊断我们心里塌实,这是所有临床医生的共同心声,无论是院内、市内还是国内,徐教授的病理诊断报告是最有权威的。

徐庆中教授从九十年代起就担任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的神经病理教学工作,他“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授课风格赢得了广大师生的赞誉。

在课堂上,徐教授从来都是娓娓道来,从最基本的神经组织学开始讲起,把枯燥的医学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结合精心设计的由大量精美照片、图表、示意图组成的幻灯,为学生讲授病理学尤其是神经病理学的最基本的知识。病理学是一门基础课,大量的基本概念、基本结构理解起来非常枯燥,但徐教授的讲授总是能把学生带入病理的世界中。“听了徐教授的课,才真正理解了病理这门相对抽象的课程。”成为众多学生的感慨。

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每个来科的实习生、进修生、研究生都要经过他的考核。在徐教授的亲自培养下,第一临床医学院病理科卢德宏、孙燕妮、周延平、赵兰等一批中青年骨干医生走上了讲台,他们延续了徐庆中教授的教学风格,在首都医科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以及继续教育等各层次的授课实践中,赢得了广大学生的一致好评。

在传统观念中,病理学就是看切片,写诊断。但徐教授一直倡导“病理与临床和影像的充分结合是提高病理诊断准确性的重要途径”。每一例神经科病例的病理诊断,徐教授都是从问病史开始的。为弄清病理组织和正常组织间的区别,徐教授经常穿上手术衣和外科大夫一同上手术台,并将显微镜搬到了手术室。事实也多次证实了徐教授这种诊断思路的正确性。因为,不同的年龄、性别、发病部位,就已经决定了病变的基本范围,脱离了临床实际而只观察显微镜下表现,很容易陷入“管中窥豹”的局限性陷阱中,影响最终的病理诊断。在徐教授的影响下,宣武医院病理科形成了临床-影像-病理三者结合起来的独特的学习病理的方法,并通过进修医生的入科学习和全国性培训班或学术交流活动的举办,使这一临床病理诊断思路得到全国同行的高度认可,成为举办历届全国神经病理读片会的指导性思路。

宣武医院病理科已被北京市科技局和市教委定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并已主办过两期全国神经病理继续教育培训班,已经成为培养全国神经病理工作者的基地。1994年,徐庆中成为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会神经病理学组的负责人,先后主持全国神经病理学术交流会四次,成为国内知名的神经病理学专家。

1995年6月,徐教授主编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病理材料图解说明》荣获首都医科大学首届优秀教材三等奖;2002年与首医病理教研组的陈瑞芬教授等共同主编的《临床病理学》成为首都医科大学本科生学习临床病理的基本教材。他曾多次被评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优秀教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8、1991、1995年三次被评为中共首都医科大学优秀共产党员;2000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2001年6月荣获北京高校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奖;曾担任多届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的编委,同时担任《中华病理学杂志》等6个杂志的编审,做了大量审稿、修改等工作。2005年,获得首都医科大学首届“吴阶平优秀教师奖”。徐庆中教授先后担任首都医科大学第五届(1997-2000)和第六届(2001-2004)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以及宣武医院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的负责人,为推动医院的科研和研究生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徐教授还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工作,是北京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法医鉴定专家。多年来发表论文87篇,专著23部,取得科技成果7项。

文/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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